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全球化》副总编、编委会副主任，兼任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等多所大学教授，商务部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目前，我国承接服务外包主要来源于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香港四大传统市场，如今已经拓展到东南亚、大洋洲、中东、拉美和非洲等201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有力拓展了新兴市场空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报告（2016-2017）》主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虽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应通过以创新驱动战略为引领，推动服务外包价值链向高端跃升，以在岸促离岸为抓手，推动国际国内服务外包市场融合发展。
中国经济导报：当前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都有哪些主要特点？
王晓红：“十二五”以来，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呈现高增长态势，目前离岸外包规模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
主要特点有七个：一是服务外包产业规模集聚扩大，成为拉动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引擎。2016年我国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0213亿元，同比增长20.1%；服务外包执行金额7385亿元，同比增长17.6%。
二是价值链持续向高端跃升，结构升级效应明显。
“十二五”以来，我国服务外包三大领域结构加快调整。2011~2015年，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知识流程外包（KPO）的离岸执行金额占比由58.2%、16%、25.8%调整为49%、14.2%、36.8%。总的来说，ITO虽仍占主导地位，但比重逐年下降；BPO发展比较平稳，KPO已经成为拉动服务外包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外，三大领域内部高附加值业务增长较快。随着外包企业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承接高端增值服务的外包业务日益扩大，如研发设计、数据分析和挖掘、整体解决方案、系统设计服务等。
三是服务外包企业规模实力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逐步提高。
2011~2015年，我国累计新增服务外包企业1.7万家，截至2016年，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总数达3.9万家，相当于2011年的2.3倍，相当于2008年的9.8倍。2015年，承接离岸外包执行金额超1亿美元的企业增长到86家。2014年有9家企业入选全球服务外包100强。2015年服务外包上市企业达101家。
四是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不断增强，逐步形成面向全球的多元化市场格局。
从发包市场规模来看，美国、欧盟、日本、中国香港仍占主导地位，2016年执行金额分别为154.3亿美元、116亿美元、57.8亿美元、116.8亿美元。2016年承接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香港四大传统市场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合计3085.9亿元，同比增长19.3%，占比63.2%，较2011年下降6.8个百分点。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加速拓展。2016年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外包执行金额841亿元，同比增长6.6%，占我国承接离岸外包比重的17.2%，有力推动了中国技术、设计、标准和服务“走出去”。
五是吸纳高端人才就业能力增强，人才素质不断提升。
截至2016年，全国服务外包产业从业人员855.7万人。尤其是服务外包产业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转移，河北、河南、湖北、江西等新增就业人员数量增幅较大。大学生始终是服务外包产业就业的主体。2016年服务外包产业新增大学(含大专)以上学历就业人数80万人，占新增从业人数的65.9%。
六是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突出，产业园区的空间集聚效应越来越显著。
2016年，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已经增加到31个，完成服务外包执行额6931.5亿元、离岸外包执行额4563.7亿元，分别占比93.9%和93.4%；京、沪、广、深四个城市离岸外包执行额1385亿元，同比增长21.3%，占全国的28.4%。2016年新增的10个示范城市离岸外包执行额384亿元，同比增长32.2%，高于示范城市和全国平均增速，成为服务外包产业新的增长点。
七是东部地区辐射带动能力增强，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融合。
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16年东中西部地区服务外包执行额分别占比为87%、8.4%、4.6%。中西部城市由于基础设施改善、要素成本低、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不断吸引服务外包企业集聚，其中成都、重庆、武汉、西安、合肥已经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服务外包交付中心，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之间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分工关系和融合发展的态势。如，一些总部位于北京、上海的外包企业纷纷在中西部城市设立交付中心，加速东中西部产业链融合，形成了“一线接单，二三线交付”的产业链布局，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参与价值链分工，有效带动了中西部服务外包发展，提升了中西部开放型经济水平。
中国经济导报：那么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王晓红：问题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服务外包企业整体实力较弱，国际化程度不高。目前中小企业占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总数的99%。2016年7月，普华永道发布“全球软件百强企业”报告，全球软件重点企业主要分布在美国，占比达75%，排名前20的企业有15家为美国企业；其次为欧洲、加拿大和日本企业，占比为22%；中国企业仅有东软集团一家入围。2015年，43家火炬软件计划产业基地园区平均每家企业收入6075万元。目前，服务外包企业的国外交付中心还不多，国际并购整合能力不够。
二是承接业务长期位于价值链中低端，高端服务供给能力较弱。我国与印度相比高端专业技术缺乏，许多印度企业能够为发包企业提供全方位咨询和系统服务，而我国大多数企业缺乏整体解决方案、系统服务和集成能力。在国际离岸外包业务中，发包企业常常通过六西格玛（six~sigma）和ISO这两项标准来评价接包方企业的质量控制能力。
三是技术创新投入不足，中高端人才供给严重短缺。根据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调查，有40%的企业认为难以吸引高端人才，38%的企业认为难以招到中端人才，尤其是缺少具备丰富的垂直行业知识和商务运营经验、较强技术开发管理能力、外语较高水平的高端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高精尖人才培养渠道狭窄，企业待遇不高，对人才吸引力较弱等都是重要因素。
四是综合成本过快增长，导致企业负担过重。据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抽样调查，人力成本在服务外包企业总成本中占60%~70%左右，企业工资水平年均增幅10%，加上44%的“五险一金”缴费，总体上使我国企业成本高于印度20%~25%。据调查，2016年，一些软件企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长15.3%，人均工资增长8%。2010年以来，服务外包业开始逐渐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转移，但二三线城市的成本优势也在逐渐减弱。
此外，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汇率风险明显上升。综合成本上升导致许多外包企业不堪重负、惨淡经营，虽然营业收入增长，但利润下滑，严重影响了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五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尚待完善。目前，全国服务外包平台建设存在投入不足，技术研发、信息服务、市场交易、大数据、云计算等平台建设不完善，导致资源难以资源共享；行业协会在国际市场中缺乏影响力，导致我国在国际市场推介服务外包企业、树立服务外包品牌缺乏力度；行业标准制定不完善，使服务外包企业的服务标准、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在承接离岸业务时，不利于抱团获得海外订单。
中国经济导报：下一步该如何去推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王晓红：第一，以创新驱动战略为引领，推动服务外包价值链向高端跃升。应着力提高软件研发、集成电路设计、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外包的整体解决方案和系统集成能力；拓展金融、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平台等业务流程外包的价值增值空间；扩大数据分析、工业设计、工程技术、管理咨询、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文化创意等知识流程外包的规模效益。鼓励外包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在技术研发、交付模式、业务流程、经营管理等方面创新变革，支持有条件的外包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招标项目，提升系统设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端服务能力。加强服务外包园区大数据、云计算等创新平台、创客空间的建设，推动众包、众创、众筹等社会创新模式。强化服务外包标准体系建设，在重点领域制定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标准，提高主导权和话语权。
第二，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为导向，构建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竞争有序的服务外包企业生态。注重发挥领军企业在接包、品牌、创新、标准、网络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带动中小外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打造中国服务外包整体品牌。支持服务外包企业通过国内企业重组快速壮大规模，通过开展国际并购获取关键技术、高端人才、品牌渠道等战略资源，提升核心竞争优势。同时，注重发挥外资企业优势，加强吸引跨国公司的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物流供应链管理、财务结算、专业咨询等服务机构，鼓励在华跨国公司向内资企业外包服务。政府应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出口退税效率，降低税费及房租、水电、土地价格，切实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同时加大在技术研发、引进人才、国际资质认证、培训教育等方面的财政补贴力度。
第三，以专业化、国际化、高端化为目标，加快服务外包人才体系建设。注重发挥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支持985、211院校设置服务外包相关专业。建立创新创业和技能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培训机制，发挥服务外包企业、培训基地、培训学院的作用，共同推动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委托培训、定制培训、线上线下培训等多样化模式。不断完善国际化高端人才的引进政策和激励机制。
第四，以在岸促离岸为抓手，推动国际国内服务外包市场融合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际市场大幅萎缩，一批外包企业将重点转移到在岸业务，增强了规模效益和实力，由此带动了国际业务的发展。我国在岸市场规模巨大，对于夯实服务外包企业基础、做大做强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推进，网络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绿色制造的发展将释放大量的软件与信息服务市场需求；数字化和信息化在政府、医疗、教育等部门的广泛应用也将产生大量外包服务。应引导支持外包企业服务国内市场，培育一批专业化、品牌化的优质服务供应商，为承接离岸外包奠定有利基础。
第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向拓展的全球市场战略布局。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和信息化滞后，为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拓展国际空间，推动中国标准和品牌“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机遇。应在继续保持传统发包市场主导地位的同时，稳步开拓“一带一路”市场。利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装备合作的重大项目，带动研发设计、信息技术、供应链管理、广告创意、金融等服务外包。利用沿线自贸区政策优势，强化境外经贸合作区、产业园区等平台载体的服务配套功能，不断扩大服务外包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