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由于产业（行业）结构惯性，无论中美哪一方货币贬值，都无法妥善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当前，在美国“双管齐下”（加息+减税）的政策冲击下，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建议尝试推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的“自由贸易账户”，从而以这种放管结合模式，有效防止资本过快流出。

美国“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

创造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都在励志改革创新。表面上看，中美经贸摩擦是贸易顺差与逆差问题。但实质上，其反映的是两国财富与能力之间的转换关系。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只是“财富”，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也集聚了不少“财富”，但几乎都没有“兑现”成“能力”。因为它们的资金都“被锁”在美国资本市场上。数据显示，美国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对中国的出口额却相对较少；且相应行业生产率超过美国平均生产率越多，该行业对中国的出口占其世界总出口的比重越低。但是，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不仅不能阻止中国自强崛起，而且还会导致其贸易持续逆差。

美国“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美国允许向中国出售直升机、电子检测设备等技术产品。但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制裁，否决了300项对华技术出口的许可。对1989—2008年中美贸易的统计分析显示，美国在其技术上存在比较优势的行业，对中国的出口相对较少。这种现象被称为“反比较优势之谜”，这也是对先前的“里昂惕夫之谜”另一角度的佐证。在2010年之后，这种现象依旧存在。鉴于这种现象的广泛性、特殊性和隐蔽性，可称之为“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该现象导致美国内部贸易结构的扭曲、贸易习惯和中间品效应。这种现象的形成与美国的出口贸易政策有关，这也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

美国贸易政策长期扭曲形成的惯性难以转变。一直以来，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最主要的来源国，占比近美国贸易逆差的一半，且有逐渐拉大的趋势。统计显示，美中贸易逆差由2010年的42.31%扩大到2016年的48.22%。分行业来看，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中高技术制品、杂项制品和纺织品行业。三者相加，占了美国2016年贸易逆差的73.73%，而仅仅中高技术的贸易逆差就占了美国2016年总逆差的55.2%。不同产业之间贸易逆差数值差别很大，且各行业自身存在着逆差惯性，逆差行业一直是逆差，而顺差行业一直是顺差。美国的贸易顺差行业主要集中在动植物产品、矿产品、木及木制品以及个别国家的化工产品、皮及皮制品行业。但是，总体而言，这些行业的贸易顺差占总逆差之比仅为5%。这是由各行业的进出口惯性决定的，短期内很难转变。

贸易的发展受两方面因素制约：一是根据比较优势自然形成的市场；二是受产业政策影响而扭曲的市场。美国“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使得其各产业进出口受到影响，且难以改善。从法律上看，美国制定了详细的出口管理清单，同时在高技术出口管制国家清单中，中国仅排在古巴、伊朗等国之前。可以说，是美国的这种出口限制政策，形成了“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最终促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将“财富”转变成“能力”的努力。

“汇率战”无助改善美国贸易逆差

汇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贸易逆差，但影响很小，美元贬值不一定能使状况得到改善，甚至会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恶化。利用2010年1月—2016年12月美国和主要贸易逆差来源国的HS二分位数/四分位数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数据，检验汇率对美国进出口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汇率对美国出口的影响较小，对进口的影响较大，但就汇率弹性而言，都比较小；从符号来看，美国中高技术行业的进口汇率弹性为负，即美元升值，进口减少。而真正影响到此行业进口的是进口习惯和中间品出口效应，“潜在的反比较优势政策”则进一步强化了进口习惯。除中国之外，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行业——中高技术行业和杂项制品行业，基本不受汇率因素和收入因素的影响。这也说明了中美两国贸易的特殊性。同理，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人民币贬值对促进出口的弹性也日趋减弱。因此，中美双方都难以依靠货币贬值来让核心（高技术）企业得益。

在税收政策上，特朗普的减税方案也将影响两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将企业税率从目前的35%降至20%，将直通业务（由企业所有者以个人所得税的形式而不是以企业所得税的形式为利润缴税）的税率下调至25%。表面上看，减税让美国政府财政收入锐减，但这也是美国政府将财富转化为企业“能力”的一种尝试。若顺利实施，这不仅会促使全球资本回流美国，而且会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最终将大大增加美国的“财富”。若特朗普减税方案成功，美国企业税率将比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还低10%。在美国加息、减税政策下，在华的外资开始出现“下滑”。若中国也进一步实施减税措施，将使美国的“减税”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配合美国“减税”的还有美联储缩表（缩小资产负债表）和未来可能的加息。

尝试推广“自由贸易账户”

针对上述问题，为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我国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密切关注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在全国11个自贸试验区内，最大幅度地减少制约企业盈利的各种因素。

第二，对美国“双管齐下”（加息+减税）导致的全球资本回流趋势，国家须相应地加强资本项目监管。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自由贸易账户”，实现了开放与监管结合，有助于以有效的“管”保障有力的“放”。自贸区账户最大的特点是将企业属性分类细化。将所有资金限制在账户范围内流转，具有以下优势：1.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性和透明度；2.减少洗钱、逃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3.提升央行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的控制力；4.降低企业现金流通成本，从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活动。同时，自贸区账户也有助于行业自律。得益于账户的分类管理，有助于各个行业的自律组织规范相应行为。这符合监管市场化发展的方向。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穿透式监管和行为监管的理念，这是基于对各个行业账户的监管。自贸区账户的行业归类更加国际规范化，将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第三，继续培育中国企业的长期优势（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已有“财富”（外汇储备）转化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