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可能改变中国在宏观政策、经济增长、政府行为以及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运行逻辑，也会对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3月28日，在习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后，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
文件不仅标志着中国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旋律的外交战略将开启新篇章，也标志着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重构正式登台，2015年中国有望迎来“第四次投资浪潮”的大变局元年。
“一带一路”重点地区：
优势产业及重要节点城市梳理
（一）盛唐大写意，大国新外交
一带一路很可能形成中国未来外交新战略，体现了中国务实、写意的大国外交文化。
第一，覆盖了中国新常态下最重要的外交要地。一带一路包括“两圈两线”，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丝绸之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横跨欧亚非，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我们认为，未来以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四大经济走廊以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特别是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T字核心外交圈层将形成。
第二，确定了中国新常态下的新型外交原则。按照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一带一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的区域共建四项原则。
第三，体现了中国务实写意的外交文化。中国新外交战略处处体现着协调、沟通、灵活、弹性等特征，先勾勒出两个圈（东亚经济圈、欧洲经济圈）和两条线（一带一路）的草图，再不断充实那么内容。根据愿景与行动文件，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不断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
（二）资产负债表重构，十年经济新逻辑
从历史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可能改变中国在宏观政策、经济增长、政府行为以及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运行逻辑，也会对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重构宏观政策的逻辑。“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央逐步从需求紧缩倒逼供给改革转向需求扩张配合供给改革的思路。2014年之前，中央的思路是通过相对中性的需求管理来倒逼供给改革，但由于内部反腐带来的地方政府消极怠工以及外部全球经济再平衡带来的压力，这种思路在实际执行中的紧缩效应超出了预期。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开始逐步摒弃需求紧缩的思路，先后采取了降准降息等需求扩张政策，但总体上看，对总需求的管理仍然偏紧。2015年可能成为真正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一年，而这次转折的核心抓手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美国在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日本70年代的列岛改造计划，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大战略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转折点。
重构国家资产负债表。截至2014年，中国已拥有6.3万亿美元海外资产，净资产达到1.8万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海外净资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如此庞大的海外净资产却一直伴随着“负收益”，这主要源自对外资产和负债结构的不匹配，即我们的对外资产60%以上是央行手中低收益的外汇储备，对外负债则有接近60%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两者的收益差导致我们在手握巨额净资产的同时却要向别人支付投资收益。从宏观上讲，这实际上是通过牺牲GNP来换取GDP，并不符合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原则。现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的实施，推动国内企业赴海外投资，既能推动国家对外资产的多元化，又能拓展中国的海外存在，推动战略外交，一举两得。
重构全球金融版图。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构还将深刻的改变国际金融版图，未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大有作为，打破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IMF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版图的垄断。历史上，日本和美国在这个阶段同样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当国家需要通过对外产能输出化解产能过剩时，外汇储备恰好可以用于为国内企业的海外拓展提供融资支持，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多边金融机构。美国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日本主导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这一方面可以支持本国的海外投资，另一方面也让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正是目前中国最为需要也最为欠缺的，而亚投行的出现将彻底改变这一窘境。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美国的西方盟友已经先后宣布加入亚投行，韩国、澳大利亚也基本确定加入，由美日垄断的国际金融版图开始悄然瓦解，这或许意味着一个金融多极化的新时代。
重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从政治角度看，一带一路可能重新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由此产生的经济带动作用可能远超预期。就像一颗炸弹扔进炸药库，它不单是一颗炸弹，更是一个导火索，新一轮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可能随之引爆。各地方政府都已经认识到，“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的最重要的国家战略，没有之一。从2015年地方“两会”透露的信息来看，各地都在争先恐后的上项目，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这可能从根本上逆转近年来反腐导致的地方政府消极怠工现象，使地方政府被压抑的投资冲动重新爆发。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只把一带一路看成一个产能输出的中国式马歇尔计划，恐怕是严重低估了其影响。
（三）2015年大变局，第四次投资浪潮
基建先行，一带一路有望改变中国，或将开启中国第四次投资浪潮。
第四次投资热潮逆转“投资低迷”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投资热潮。第一次是1993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各地掀起市场经济的第一波投资热潮，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创纪录的62%。第二次是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产能收缩告一段落，在2001年入世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叠加的影响之下，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迎来黄金增长期，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三年保持25%以上的高增长，直到金融危机爆发。第三次是2009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央果断推出4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0%，拉动中国经济迅速触底回升。在那之后，投资便在产能过剩的压力之下持续回落。尤其是2013年八项规定以来，地方政府明显消极怠工，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以上大幅滑落至15%，创2001年以来的新低。
不过，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进入落实阶段，投资低迷的趋势可能出现逆转，中国经济的第四次投资热潮可能即将拉开序幕。从纯经济角度看，相关项目建设将直接或间接的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我们根据公开新闻收集的信息统计，各地方“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约524亿美元，考虑到一般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一般为2~4年，2015年国内“一带一路”投资金额或在3000~4000亿元左右；而海外项目（合计524亿，每年约170亿美元）基建投资中，假设1/3在国内，2015年由“一带一路”拉动的投资规模或在4000亿元左右。考虑到基建乘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影响，我们预计将拉动GDP增速0.2-0.3个百分点。
“铁公基+产业园”基建提速。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首要前提，核心关键，必须优先。2015年将启动的铁路、公路、水运、港口等重大基建项目即将公布，从公开新闻整理的资料统计看，各省201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关于“一带一路”基建投资项目总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从项目分布看，主要以“铁公机”为主，占到全部投资的68.8%。其中，铁路投资近5000亿元，公路投资1235亿，机场建设投资1167亿，此外港口水利投资金额也比较大，超过1700亿元。我们预计，通向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宜率先启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等印度洋战略性港口或称为“一带一路”首批战略港口。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和中国交建三大基础设施建设与海外项目施工企业要主动作为，积极布局，加快推动海陆交汇、互联互通。
“一核两关键”勾勒重笔。我们认为，福建很可能成为一带一路“两圈两线”写意画的核心，而新疆、广西则有可能成为关键区，其他包括陕西、江苏、甘肃、内蒙、云南等十多个省区市或为辐射区。福建，作为我国主要面向亚太地区开放的窗口之一，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福州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基地；去年年底，厦门也已经出台落实“一带一路”建设行动方案。新疆，地处亚欧大陆地理中心，周边同8个国家接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五个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中哈、中巴等“一带一路”重大工程项目清单有望受益。广西，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中南经济走廊有望围绕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展开。此外，乌鲁木齐、满洲里、南宁等重点关注各经济走廊节点城市及厦门、连云港、大连等海上重要支点城市亦值得关注。
产业协同加速产能去化。“一带一路”涉及内地、沿边、沿海多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为产业协同、产能去化提供了条件。
一是，“一带一路”大部分省区属于工业输出、服务业输入，而仅有沿海较发达的上海、天津、广东、海南等属于服务业输出省，第三产业区位商大于1。
二是，落后地区“后发优势”明显，各行业发展较快的地区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东部除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等专业化程度要求较高的行业以外，增速基本上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长效应上并不占有优势。
三是，产业转移升级的速度，可能要比预想的快。传统制造业普遍转移，如纺织服装、化工、电气机械（家电）等从广东、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等东部地区向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转移。此外，新兴产业亦开始出现转移迹象，四川、重庆、河南、安徽等在承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方面明显快其他中西部省份，而输出省份主要集中在北上广三地；汽车制造也转移亦在提速，但速度慢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医药制造的区域转移特征并不显著。
（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清友会”，略有调整，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