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有所下降，但服务出口却明显好于服务进口，贸易逆差因此大幅减少。来自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服务出口12370亿元，进口17526.2亿元，出口降幅小于进口21.8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50.6%至5156.2亿元，同比减少5275.2亿元。

服务出口的增长代表我国服务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优化与强化，而且拉长时间还可以发现，我国服务出口在过去的15年中创造了年均9%的增长速度，高出同期全球服务出口平均增速的2.9个百分点。产生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是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带动服务业体量快速扩容，服务业对GDP贡献率上升到了59.7%，以此为基础，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离岸服务外包和跨境电子商务等全新贸易平台与通道的导引下，国内服务得以迅疾向国际市场输出与延伸。
尽管服务出口展现出了良好的前景，但是要扭转服务贸易逆差并非易事。总体来看，我国的服务贸易逆差至今已延续近110个季度，形成我国服务贸易长久逆差的因素在短期内也难以根本改观，如服务出口仍以传统与低端产品为主，国内服务业有效供给依然不足且出口服务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新型出口平台与渠道的搭建与扩建存在制度与机制瓶颈等。
从国际市场来看，目前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已完全超过货物贸易，贸易权重占比上升至23%，其中服务出口权重占贸易出口权重扩大到23.5%。与之相比，我国当前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16.7%，服务出口占整个贸易出口的比重仅为9%，双双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全球范围内服务贸易呈现出的快速扩张无疑加大了我国扭转服务贸易逆差的难度，同时也倒逼国内必须实现服务出口的提速与赶超。

因此，放在全球化与国内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考量，增强服务出口不仅仅要扩展产品的外销数量，更要输出对接外部需求的产品质量；不仅要大踏步地“走出去”，还要更大力度的“引进来”；不仅要巩固与挖掘存量市场，还要开拓与延展增量市场；不仅要搭建广袤的营销网络与渠道，更要锻造足以充分供给的国内产能；不仅要在产品层面进行深耕，更要在制度层面构造出持久驱动力，从供求两侧锻造出进一步扭转服务贸易逆差的综合势能。
首先，要做大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类服务业的体量。一方面，要加快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鼓励和支持制造企业通过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精准营销，推动制造企业由重资产向轻资产服务的转变，将要素优势升级转换为服务出口优势；另一方面，要鼓励高端装备、先进技术、优势产能向境外转移，推动制造业国际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高端环节延伸。而在生活类服务业方面，要继续扩大金融、电信、运输、教育、商务服务等领域的开放口径，通过引进优质外资形成服务市场的“鲇鱼效应”，倒逼国内企业在服务产品上加快转型升级，进而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要弥补与增强服务出口的短板。知识产权与旅游服务是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两个最主要来源，因此，为了促进知识产权出口，一方面，国内要通过科技银行等形式加大科技成果向市场实用的转化，并以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新技术的应用，催生与孵化出知识产权批量成果；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新技术、新知识型高端人才的培育，建立人力资本持续累积机制，同时鼓励产学研一体化建设，释放知识产权的聚集与裂变功能，以扩张知识产权输出竞争力。在旅游服务出口领域，要利用技术赋能加强对外旅游形象与旅游产品的宣传，同时要推动旅游企业“走出去”，与外国旅游商开展资本与业务层面合作，畅通海外营销渠道。
再次，要有目的性地及时调配服务出口市场。中国可借助 “一带一路”建设拓展服务出口新空间，包括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成一批促进技术贸易的公共服务与交易平台，推动以铁路、水电、通信、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行业为重点的技术出口，同时建成一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文化交易平台，积极扩大文化创意、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文化产品的出口。
最后，要聚焦与力推数字贸易的发展。数字贸易本身属于服务贸易范畴，借助数字贸易，不仅可以降低服务出口成本，还能减少服务出口中间环节从而提高成交效率。为此，政策层面可在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地区搭建数字贸易平台，推进数字服务、版权服务、医药研发、检验检测、在线教育等新业态新产品的出口。同时，借助中国央行开发法定数字货币的优势，及时开展数字货币的试点，在便利境内外移动支付的同时，促进“两头在外”的研发、检测等服务出口的布局延伸。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