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服务业一直以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增长，保持着第一大产业地位，占比持续上升。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60%，位居第一，还吸纳了农业及工业的全部就业。这一时期是中国服务业发展质量快速增长的一个时期。展望“十四五”，在服务需求加速增长、服务领域改革持续推进、服务创新能力提升、产业融合不断深化等动力作用之下，服务业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成就
服务业增加值保持快速增长，占比持续上升。2015—2019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349744.7亿元增长到534233.1亿元，占GDP的比重从50.8%增长到53.9%，增加了3.1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正在进一步优化。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也推动了我国服务业国际地位的上升。自2013年开始，我国就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服务业国家，规模仅次于美国。“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与美国的差距也有所缩小。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40.1%。到2019年，该比重上升至44.6%。从增长速度来看，自2015年以来，服务业一直是三大产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2015—2019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同期GDP增速及同期第二产业增速。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2015—2019年，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60%左右。
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绝对主力，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2015—2019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从42.4%上升到47.4%。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此期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仍在加快转移。在第二产业领域，出于提升效率的追求，就业人数持续减少。服务业作为三大部门中唯一就业人数保持正增长的产业，吸纳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从而确保了就业的稳定。

人均服务增加值上升，服务消费持续增加。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人均服务资源占有量快速增加，推动服务消费快速增长。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从25181元增加到38158元，名义增长了50%以上。随着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带动供给效率的提升，居民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旅游、餐饮等方面的支出快速增长，使服务消费开始占据主流。2015—2019年，人均服务消费支出从6442元增加到9896元，增长了54%。而同期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5712元增长到21559元，仅增长37%。服务消费增量占全部消费增量的比重达到59%，说明服务消费对稳消费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服务消费的增加，表明我国居民消费正在升级，服务业发展正朝着更优的结构发展。
服务业结构持续优化，现代服务业占比上升。服务业内部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以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比重持续下降、现代服务业占比上升。2015—2019年，我国服务业内部构成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快速上升，表明服务业结构在持续优化。
“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经验
一是坚持服务业领域的创新发展。“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领域数字技术越来越普遍，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趋势明显，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大幅度提升。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推动零售业商业模式持续演进。我国网络零售额在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到2019年，网络零售额已达到10.6万亿元。快递业务量完成635.2亿件，居全球第一。在这个过程中，零售业衍生出了“线上线下联动（O2O）”、到家服务、生鲜电商、短视频电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诸多创新模式。2020年1—9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2%，而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9.7%。电子商务作为零售业态的创新，为稳定消费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互联网+文化”“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创新模式，提高了文化、教育、医疗等原有短板领域的有效供给，为解决这些领域供给区域、城乡平衡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并为这些行业带来了创新动力。如网约车等共享经济领域持续创新、规范发展，不仅为居民提供越来越便捷的服务，也为服务业持续增长带来了新动力。在生产服务领域，在线设计平台、工业互联网、协同制造等与生产相关的新服务领域也快速发展。
二是全面推动服务领域的改革。相对来说，我国服务业改革整体上滞后于工业领域与农业领域。自2015年以来，我国政府密集出台了服务业相关政策，例如《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等对服务业总体领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也出台了40余项关于科技服务、大数据、健康、养老、体育、旅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具体领域的单项促进政策；从整体上看，我国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已基本完善。在服务业统计方面，相继出台了《国家科技服务业统计分类（2018）》《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等文件，服务业统计体系日趋完善。
三是持续推动服务业领域全面开放。自2015年以来，我国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步伐加快。随着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到2020年北京等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相继批准，我国自贸区数量已达到21个，覆盖全部沿海省份。各个自贸区在开放试验的具体内涵方面各有特色。而海南自贸区将在中央的支持下，加大服务业开放的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支持海南建设自贸港。2020年4月《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的通过，将进一步推动海南在服务业领域的更大力度开放。从整体上看，各自贸区的改革措施，其重点是推动服务业领域的开放。
为了实现更全面的开放，在总结自贸区的相关经验后，我国出台了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制，而负面清单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服务领域。动态管理的负面清单，说明我国对服务业开放的限制越来越少。《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7年版）》，共有63条，到2018年版减少到48条，到2019年版进一步减少到40条。这些政策推动了我国服务业开放水平的持续提升。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看，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稳居全球第二。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也保持平稳增长，占比已超过其GDP占比，这说明服务业已成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
我国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高端高品质服务领域发育不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居民对高品质生活服务需求越来越多。但从服务领域的供给来看，在高品质旅游、教育、医疗等诸多方面，供给仍有所不足，这导致这部分需求外溢。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14972万人，比2017年同期增长14.7%。消费总额超过1200亿美元。虽然出境游人数只占旅游总人数的比重不到3%，但是出境游消费额却占到中国旅游消费额的16%。如果加上购物，则数据更大。据《福布斯》网站报道，Get Going Travel Insurance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人在出境旅游上的花销总计为258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比排名紧跟其后的美德两国国民出境游总花销之和的两倍还多。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达到66.21万人，其中，自费留学59.63万人占总留学人数的90%。因国内高品质医疗健康服务供给不足，一些人选择跨国享受医疗健康服务。2016年通过携程报名海外体检等医疗旅游的人数是2015年的5倍，在50万人左右，人均订单费用超过5万元。可以看出，居民对高品质旅游、教育、医疗健康等需求非常旺盛，而国内的相关供给有待进一步发展。在高端生产性服务领域，我国在研发、设计、检测、咨询、审计、物流、信息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例如，我国现有的科技研发服务、设计服务等，均与产业联系的紧密性不够。以工业设计为例，一些设计企业都是以其自身的美学观点为出发点设计产品，而不是立足于企业的需求。一些研发机构都是从科学原理出发进行研发，而不是从企业所面临的技术问题出发，这使得研发、设计等方面的生产性服务无法完全满足企业的需求。第三方物流方面，真正能够切入企业供应链提供无缝服务的机构还不多。在信息技术方面，能够为企业量身打造工业互联网以及工业大数据体系的服务企业不多，现有的服务企业系统并没有把企业的潜力完全挖掘出来。
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持续增长，一直保持全球第二位。从服务贸易总体来看，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一直在高位徘徊，并在2018年达到创纪录的2582亿美元，我国服务贸易虽然规模增长较快，但整体竞争力仍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我国服务贸易顺差行业包括货物相关、计算机信息与通讯、建筑等，而在旅游、运输、保险、个人文化娱乐、特许权使用及专利等方面保持着逆差。在知识密集型领域，我国服务业竞争力仍然比较弱。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全球产业链的知识密集度越来越高。我国研发和无形资产的资本支出占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5%上升到2016年的13%，制药和医疗设备行业的这一比重甚至高达80%。由于虚拟制造企业（专注于开发商品并将实际生产外包给合约商的企业）的崛起，商品生产的增加值占比下降，相应的研发和设计等上游活动以及分销、营销和售后服务等下游活动创造的增加值占比上升。而这些领域，都是我国目前相对较弱的领域。即使在我国硬件设施相对具有优势的运输等领域，服务贸易竞争力仍然较弱。
服务业体制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从体制机制来看，服务业改革长期滞后的格局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面临着不少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一方面，部分服务业领域仍然存在垄断现象。如部分行业虽然通过改革使行政垄断得以破除，但实际上其他竞争者进入的隐性限制仍然存在。以检测检验为例，虽然国有检测检验机构已经脱钩，但是民营资本在市场上的占比仍然较低；以节能环保服务业为例，虽然对环保服务的相关市场准入已经放开，但是隐型的门槛还存在。另一方面，一些政策对于服务业并不适合。如银行贷款一般要求资产抵押，而服务业是典型“轻资产”行业，且以知识产权、品牌等无形资产为主导，这就会导致一些服务业企业融资难。此外，一些关键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市场占有率较低，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潜在影响。例如，在审计、资信评级等与金融相关的核心服务方面，普华永道中天、德勤华永、安永华明、毕马威华振等基本垄断了我国高端核心审计服务。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已控制我国三分之二信用评级市场。这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我国企业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进化，并对我国各个关键产业的基本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发展趋势
从“十四五”时期的服务业发展来看，我国服务业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仍在15个百分点以上，服务业增长仍会有较大的空间。据预测，2021—2025年间服务业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预计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0%—7.5%，到2025年占比将增加至57%以上。服务业就业人数达到4.15亿，到2025年占比达到54%。
第一，服务业需求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十四五”时期，我国继续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教育、医疗、养老、家庭服务、文化娱乐等诸多方面的需求将持续增加，个性化、定制化、体验式、互动式服务将呈现爆发式增长，这将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进一步提升。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高品质服务需求外溢的情况将得到缓解，这将进一步释放国内服务业需求。而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要求科技研发、信息服务、现代物流、营销管理、商务咨询等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品质，提供更多的专业服务支持，这将倒逼这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服务业改革将持续推进。服务业改革一直在路上，一方面服务业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在市场准入、要素价格、质量监管、标准制订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改革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领域的商业模式持续创新，“互联网+健康”“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养老”等新型商业模式快速发展，这将带来很多新的监管问题，亟待在监管体系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因此，服务领域需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对与服务业相关的简政放权。对服务业的行业准入政策进行清理，破除行业垄断、进入门槛等各种隐形限制。完善服务业的融资、税收等相关政策体系，使对服务业的支持落到实处。建立适度放松管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优化政策保障体系、促进多元共治的服务业现代化治理体系，在负面清单管理、市场准入、要素价格、新业态新模式的柔性监管、政策协调、平台治理、多元参与监管等方面持续推进改革，为服务业快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融合发展将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界限日趋模糊，两者实现融合发展日渐重要。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现象”，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制造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具体表现为制造服务化与服务制造化。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制造服务化与服务制造化都表现出与互联网高度融合的趋势，成为了工业4.0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商业模式上也不断呈现出创新趋势，如大规模个性化定制、C2B、云制造等，都是其表现。服务业与农业的产业融合互动也是一个重要方向。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由于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社会生产和销售的组织网络日益复杂，组织协调功能变得日益重要，这使农业的快速发展，需要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发展来实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技术进步与产业演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融合成为了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农业产业链中，正融入越来越多的二三产业元素，而农业日益变为第一二三产业大融合的综合体。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通过服务业的发展，使服务业深度切入农业，稳定农产品的质量与数量，解决农产品的供需对接，大幅度提升农业附加值，促进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全面解决当前农业发展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第四，创新发展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十四五”时期，在服务业业态创新，包括“互联网+生活服务”“互联网+社会服务”、共享经济（尤其是制造能力共享、设计能力共享）、“服务业+人工智能”等诸多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创新将成为服务业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导；合肥工业大学副教授胡东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张海汝、陈弘斐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来源： 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