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服务贸易发展成就全球瞩目。《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0》显示，中国服务贸易规模连续七年位居全球第二，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地位不断巩固。随着自身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中国参与的国际分工形态将逐渐由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加之全球价值链服务化程度日益提升，未来服务贸易将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22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为推动服务贸易转型升级指明新的战略方向。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特征鲜明

20世纪后半叶，随着交通运输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变革，以及国家间要素流动障碍的减少，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不可贸易的服务业的可贸易特征不断增强，跨境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各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不仅带来商品贸易的爆炸式增长，还使得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贸易，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过去20年间，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具有非常鲜明的综合特征和结构特点。第一，起步晚但增速快。2000年，中国服务贸易规模为712亿元，仅为货物贸易的1.8%；而到2021年，这一规模已达到52982亿元，扩大了74倍之多，实现了质的飞跃。第二，发展规模大，但发展水平有待提升。目前，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已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7%左右，但服务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与发达国家比有较大的差距，与新兴经济体如印度相比亦不占优势。中国服务贸易长期呈逆差状态，出口内容以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为主，2021年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尚未达到50%。而印度服务贸易自2004年起持续顺差，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达到60%以上，出口竞争力突出。第三，发展结构不均衡。首先是相对于货物贸易的发展不均衡。2021年，中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只有货物贸易总额的12%。中国货物贸易一直是顺差，而服务贸易不仅一直为逆差，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其次是内部结构的不均衡。传统服务贸易占比较高，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占比偏低。传统服务贸易占服务进出口的优势地位，同时也是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不过，新兴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如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虽占比不高，但近些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一些项目经常出现顺差。

自2018年至今，因中美贸易争端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迎来了一个特殊时期。第一，对比正在持续恢复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较大，规模仍低于疫情前水平。各国的封锁和流动限制使全球供应链断裂、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对世界服务贸易造成了冲击。第二，传统服务贸易交易因依靠人员流动，受到的冲击最大，但能够在线交易的数字化服务贸易规模逆势上扬。从模式上看，疫情冲击了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这三种模式的服务贸易，而跨境交付模式的服务贸易受到的影响较小。第三，服务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从中国月度数据看，服务出口规模变化不大，而自2020年2月后，旅行服务进口大幅下降，服务进口规模明显萎缩，逆差缺口因而缩小。

多重原因制约服务贸易发展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滞后、逆差较大的现状，是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征决定的。发达国家的知识、资金、人力资本等要素较为丰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故出口劳动密集型服务，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和资本密集型服务。中国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进行国际代工的特征，又强化了对服务进口的需求。一方面货物出口增加，另一方面对全球价值链两端的高附加值服务投入，如知识、技术的依赖度不断提高，服务进口也随之增加。因此，中国服务贸易的逆差不仅将长期存在，还有可能随着自身经济实力提升、产业转型升级而不断扩大。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服务业开放滞后。开放不足，不仅使服务贸易相对货物贸易发展不均衡，也使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不均衡。从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开放较早、开放程度较高，故制造业竞争充分、货物出口优势明显；服务业开放滞后于制造业、开放程度较低，故服务业竞争不充分、服务出口优势不足。从OECD发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服务业FDI限制指数中不难发现，具有出口优势、发展较快的一些商业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建筑和工程服务等，正是开放程度较高、对FDI限制较少的服务领域；而出口规模较小、发展缓慢的文化和娱乐服务、保险、运输等，正是开放不足、对FDI限制较多的领域。

此外，传统服务贸易领域的逆差，是中国经济地位提升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果。中国服务贸易的最大逆差领域是旅行服务。旅行服务贸易不仅表现为旅游，还包括留学、医疗、务工期间购买的货物和服务。随着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境外出行相对价格下降，居民的出境需求不断上升，导致我国出境旅行增速远高于入境旅行增速。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迎来新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虽严重影响了依赖人员跨境流动的传统服务贸易，但也给中国新兴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新机遇，推动服务贸易结构向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变。一方面，疫情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日常行为，面对面的服务消费因之转移到线上，直接促进了网络购物、远程教育、远程会议、线上办公、短视频、直播等新业态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疫情使传统服务贸易领域有了变革的契机。为了抵御疫情冲击，很多传统服务业被迫进行信息化、数字化升级改造，提高了可贸易性。数字化和网络化极大地拓展了服务贸易的边界，提高了服务贸易的效率。同时，以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为依托，不同类型的服务贸易领域都将实现较快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贸易摩擦并不会改变中国新兴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和发展态势。一是现阶段中美服务贸易互补性较强。中国拥有价格相对低廉的专业人才队伍，以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外包，如这些年迅猛发展的医药研发外包，其实就是承接了价值链高端、知识密集的研发环节中劳动相对密集的部分。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制造“卡脖子”障碍，针对的是占比较少的核心技术和人员，并不涉及占比较大的一般环节的服务贸易。二是贸易摩擦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关税，受到主要影响的是货物贸易，服务由于具有无形的特点，只对无形的非关税壁垒敏感，因此2018年以来，除了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受到相关管制措施限制，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并未明显下滑。

从长期来看，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是大势所趋。从开放的步骤来看，只有在国内市场竞争充分、成熟度较高时，服务业对外开放才具备较强竞争力和韧性。如果服务业未充分对内开放，就直接对外开放，可能会因为缺乏制度、市场方面的准备，无法应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而引发风险。从开放的行业看，可根据行业自身发展状况，以制度性开放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开放策略。对于部分竞争优势较强、开放程度较高的服务业，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可在鼓励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公平竞争的同时，加快完善技术、标准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努力消除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外企业“引进来”的制度性障碍，支持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对于部分竞争优势较弱、开放程度偏低的服务业，如专业技术服务、文化和娱乐服务等，由于易受开放冲击，需要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人员流动等方面继续优化法律法规体系，培育和保护服务贸易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